全身心投入到对日中墓地和葬仪研究中,并积极展开日中比较文化研究的何彬老师,何彬老师长年致力于对日中异同点的分析研究,为推进两国间友好往来做出了许多杰出贡献。其研究方向为日中两国的民俗学界所关注。最近,人民中国杂志社记者贾秋雅就民俗学与比较文化对何彬进行了采访。

首都大学东京都市教养学部 人文・社会学教授 何彬

贾秋雅 人民中国杂志社东京支局局长 ：何先生最初是怎么开始学起日语了呢?

何彬 首都大学东京都市教养学部人文社会学教授：文化大革命是其中一个原因。当时我正在清华大学附属小学上学,按理说,今后应该很自然地就进入到附属初中、附属高中、清华大学。但是,由于我祖父是右派,而父亲是清华大学的干部,所以我没能继续上学。只好在工厂工作。但是父亲却开始教我学习日语。就这样,我抽口便通过收音机学习日语。

贾　这之后,您就进入到了北京师范大学了对吗?

何　1977年,邓小平复归之后,高考开始回复了。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好机会。第一次考试,从农村涌入很多渴望报考的人,高校很难招收他们。我虽然会日语,但是不会化学和物理,情况非常不利。而且,1979年对考生的年龄有很大限制,就这样我选择了北京师范大学。

贾　在大学您学习了些什么课程呢?

何　我进入了日语学科,开始专攻日文。毕业论文写的是有关日本和中国传说的比较。为了研究中国的传说,我经常跑到中文系的老师那里去讨教。开始喜欢上民间文学,后来进入中文系（民间文学・民俗学）攻读硕士专业。

贾　那么是怎么来日本的呢?

何　我们日语系有留学日本的机会,但是前提是必须会日语。这个时候,老师开始推荐日语学得好的学生。我被选中了。我留学时的研究科目是日本的民俗学的学术历史和实地调查。从那以后,我开始学习柳田国男的研究方法,并开始针对墓地和葬仪进行大量的实地调查。

贾　为什么选择研究墓地呢?

何　当时,我和中国的代表团一起去了滋贺县。当时参观了埋葬遗体的墓地和仅供参拜的墓地。这一地区沿袭了“两墓制”这一习俗。我立即被这一文化所强烈吸引。埋葬用的墓地为当地人共同利用,所以其中不同人之间的骨头混杂其中。“两墓制”这一制度不仅限于滋贺县,在埼玉和千叶也有这样的情形。我希望自己对墓葬和葬仪进行深入的研究,从而一定程度上明确日本文化和中国文化的异同。为了此项研究的顺利进行,我走遍日本各地,对当地墓葬和葬仪进行了具体研究。

贾　中国的墓地是什么情况呢?

何　有一次在日本被问及有关中国的墓地何葬仪的情况,可是当时我没能很清楚地回答。于是,我决定以此为题撰写博士论文。之后,我开始步行前往江苏省、浙江省、福建省等地,实际对很多地区的墓地和葬仪进行了调查。原本中国南方不流行建造豪华墓地,但随着经济成长,巨大的墓地也开始出现了。进入90年代,有些人在孩子出生后就开始为孩子看风水算命,相应的,还有人开始为孩子建造墓地。据说这种情况的起源也并非是日本。

贾　这之后,您在日本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呢?

何　后来我和日本人结婚并生了孩子,再后来又成为东京都立大学的客座研究员,日本的生活进入到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。我当时是中国文学的专项研究员,因此我以<红楼梦>等为题材,从民俗学的视点开始进行讲义授课。目前则将研究方向转为人类学,所以可以更好地进行日本和中国民俗学的授课工作。考虑到如果只是讲述墓地和葬仪的内容的话会引起学生的不愉快,所以我也进行有关正月、盂兰盆节、中华料理的民俗学等比较研究视点下的授课。

贾　日中文化间有什么大的分歧呢?

何　各自具有许多鲜明的不同点。但是如果具备审视文化的眼力的话,就不会导致文化冲突的发生。事先如果对对方讨厌什么喜欢什么有所了解的话,就会在接触时彼此注意交际关系的发展。这也是我的生存之道。我希望中日两国的年轻人都以此为交际准则。最近,对中国感兴趣的日本学生越来越多,相信他们一定会为中日关系的正常发展起到良好促进作用。

贾　希望您进一步起到发挥中日文化交流的桥梁作用。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。